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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南寧小轎車報廢回收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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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繞廢鋼鐵、廢紙、廢塑料、廢輪胎等固體廢物所進行的回收、分類、加工利用以及投資、分配和服務等活動，構成再生資源產業。在資源約束趨緊的形勢不再、高值廢物增多而回收人員卻在減少的情況下，必須調整再生資源產業定位，加強頂層設計，使再生資源產業發展體現綠色發展理念要求。
總體上看，再生資源價格大幅下跌，反映我國“資源約束趨緊”的形勢不再。再生資源產業發展面臨的新形勢和新要求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。
一是雖然回收體系是循環經濟發展的關鍵，但回收人員在減少。總體上看，再生資源回收人員在減少，原因有三：進城農民工隨著年齡增大不干了(居民反映，小區回收人員明顯少了);“互聯網+”回收對回收人員的替代;一些地方驅逐再生資源產業的小微企業。
二是廢品產生量增長是大勢所趨。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從生產量估算的各類產品報廢量和人們的實際感受看，廢物呈增加之勢，生活垃圾中的廢塑料達10%甚至更多。白色污染是世界難題，如不加以利用就會浪費資源，而填埋會占地，埋在地下也極難分解。
三是再生資源種類不斷翻新。新中國成立初期，工廠鐵皮的邊角余料、家庭的牙膏皮等都是廢舊物資，而今這些東西扔在大街沒有多少人要了;報廢汽車、廢棄電器電子產品等高值廢物日益增多。盡管如此，如果沒有勞動投入，廢品扔在哪里都是廢品，而不是再生資源。
四是利用方式不斷創新。解放初，修舊利廢是廢舊物資再生利用的主要途徑，工廠鐵皮的邊角余料用來生產電話機盒，農村有人挑著擔子吆喝“補鍋”;隨著產品生產技術和工藝水平的不斷提高，再制造不僅能更換易損件，表面技術還能增強產品功能;即使廢塑料的再生利用，也有造粒、拉絲、木塑板、能源化利用等多種用途。
總體判斷，廢品持續增加是必然趨勢，因而再生資源產業發展不應被限制甚至驅逐，從業人員減少則需要提高勞動生產率。受雙向擠壓的影響，國外實施的“扔廢付費”政策我國遲早也要實施，留學生在國外撿到家具、電器的事早就沒人羨慕了。
再生資源產業發展應得到更多包容和扶持
一是調整再生資源產業定位。在我國“短缺經濟”時代或“資源約束趨緊”情況下，再生資源產業發展是需求導向的。如廢舊進口家電，因為其中的零部件可以再利用，畢竟部分零部件的使用時間尚未到設計壽命。而在新形勢下，特別是資源約束不再的形勢下，再生資源產業發展須以綠色發展理念為導向;根據綠色低碳發展需求，確定再生資源產業發展的環境屬性和公益性定位，勢在必行。
二是辨證對待“垃圾是放錯地方的資源”。這句話被循環經濟專家廣為推崇，但是有條件的。垃圾就是垃圾，不會因為放在富人的別墅里就成了“文物”;如果是“寶貝”，就不會因為垃圾焚燒出現“鄰避運動”：部分地方因為建垃圾焚燒廠，周邊居民上訪、靜坐，甚至出現群體性事情。當然，垃圾中可以利用的固體廢物，在技術可行、經濟合理和環境友好的條件下，可以用作循環經濟的原料。強調“垃圾是放錯地方的資源”，就像宣傳“航天飛機上的人尿經處理后可以喝”一樣，沒有普遍意義。
三是對再生資源進口管理應當精細化。總的判斷，再生資源進口利大于弊，因而再生資源進口不應限制，“洋垃圾”則應拒之門外。有人認為，我國GDP已居世界第二、到了中等收入階段，應進口“好”資源，言下之意再生資源不是“好”資源。研究表明，廢鋼比任何原礦品位都高，如從澳大利亞進口的鐵礦石品位一般為62%，而廢鋼鐵的97%是鐵;即使是廢塑料進口，也可以替代石油進口。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深化的今天，提高管理能力是十八屆三中全會《決定》的要求。因為進口中夾帶5%的“洋垃圾”，就“一刀切”地禁止再生資源進口是行政“不作為”，既不符合改革方向，也不符合治理水平現代化的要求。
四是對再生資源產業多加包容。一方面廢品回收是部分農民工的力所能及，對再生資源產業的包容，實際是對低收入群體的包容。在我國工業化、城鎮化進程中，大量礦床被開采出來生產成生活必需品，由于設計壽命所限，這些產品遲早會成為廢品，回收利用這些廢品，是“十二五”期間國家發改委等部門推進的循環經濟工作之一：城市礦產。另一方面，再生資源產業受到很大程度的歧視。如廢品回收人員被稱為“收破爛”的，再生資源產業被稱為“破爛兒產業”，有媒體甚至將廢品加工、集散場所稱為“生態毒瘤”。“人要面、樹要皮”，只要廢品回收人員不偷不搶、不參與走私、不干違法的事情，就應得到尊重。
梳理再生資源產業發展的思路
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格林美公司時指出：“變廢為寶，循環經濟是朝陽產業。”有關研究表明，每利用1噸廢鋼，可煉鋼0.85噸，節約鐵礦石約2噸，節約標煤0.4噸，減少廢渣1.2噸;每利用1噸廢紙，可生產紙0.8噸，節約木材3立方米(少砍幾棵樹)，節約標煤1.2噸，減排廢水40立方米。還可以增加就業機會，因而是符合綠色發展理念的。
一 是厘清政府和市場邊界。在再生資源產業發展上，需明確哪些由政府管，哪些由市場發揮作用。一般對環保等公益性環節，應發揮政府作用;對廢鋼鐵、廢有色金屬等高值廢物回收利用，應發揮市場作用。政府應制定規劃、法規標準，出臺政策、加強監督，從分類、運輸、二手貨市場、資源化利用、處理處置等環節入手，加強管理，重視對回收體系的建設和運營管理，為循環經濟發展奠定基礎。
二是進一步加強“圈區管理”。國家對循環經濟產業園區已有“城市礦產”、“循環化改造”等項目和資金支持，須進行評估總結，推廣可復制的成熟經驗和做法。合理進口再生資源，既是我國出口產品“生產者責任延伸”的需要，也可以作為原生資源的重要補充;要加強對進口廢物的溯源跟蹤;在分揀、拆解環節，規范小微企業行為，并對其工作場所提出指導意見，包括防火、污染防治等要求;對加工環節，應鼓勵企業進入園區，淘汰回收利用率低、污染環境的技術和工藝;將入園企業廢水接入管網進行集中處理，以收到規模效益。
三是完善政策措施。梳理現有優惠政策，給予“互聯網+”回收平臺免稅等普惠政策;加大價格改革力度，形成原生資源和再生資源的合理比價關系，提高報廢汽車回收拆解、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及低值廢品的回收水平;加強對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基金征收、使用、減免和回收處理廠的資質認定;海關、工商、稅務、質檢和環保等部門應加大監察執法力度，為再生資源產業發展創造“三公”的市場環境。
四是防治“二次污染”。破解再生資源產業發展中的環境污染難題，要堵疏結合、強化監督管理。落實《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》的各項規定，明確生產者、銷售者和消費者回收利用廢塑料及其包裝物的義務和責任。企業應加強技術創新，解決再生資源產業發展的技術難題;鼓勵企業自建回收體系或平臺，以解決城鄉生活垃圾中的廢塑料為重點，嚴禁用廢塑料、廢橡膠等土法煉油、污染環境的行為，促進再生資源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。
五是創新商業模式。開展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教育、綠色生活方式教育，形成政府、企業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結構。對不同廢品應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，如對“四機一腦”、熱水器(電熱水器和燃氣熱水器)及文化、辦公用品等，需要進行分類管理，“四機一腦”可采用目錄管理;高值廢品可采用“生產者責任延伸制”或押金制;從源頭控制有毒有害物質的使用。關注再生資源回收體系的動態變化，對“互聯網+”回收應鼓勵企業積極探索商業模式，形成再生資源產業發展的長效機制。
只有加強頂層設計，解決技術難題，不產生“二次污染”，再生資源產業才能走上持續健康的發展道路，才能收到化害為利、變廢為寶之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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